重庆出租车司机停运事件已经平息，又是政府部门承诺解决问题，又是官员理解司机并反思罢运深层次原因，又是市委书记与司机代表座谈协商——重庆市化解冲突的善治赢得了舆论的赞许。但毕竟这并非政府主动听取民意和主动解决问题，而只是在停运压力下的被动倾听。
　　笔者此刻有一种隐忧，担心这种被动倾听会在舆论中形成一种暗示：正常途径反映问题无人问津，而一闹领导就会高度重视，动静越大、影响越大，越会触动领导的神经，越能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这是一种非常恶劣、可怕、传染性很强的暗示，通过“成功的典范”激励着维权者选择一些群体性、暴力性、引人注目的冲突方式来表达诉求和主张权利。
　　出租车问题并非重庆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积淤已久、矛盾早就酝酿、冲突一触即发的全国性问题。如果其他地方政府不迅速从重庆市的停运事件中举一反三地反思本地问题，积极主动地将出租车问题提上解决议程，“一闹就重视”的重庆停运效应很容易迅速传染到本地，政府将失去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将会非常狼狈地被人“逼”着去解决。
　　为了遏止这种恶劣暗示的继续传染，地方政府寄望捂着问题和寄望本地司机“不敢闹”是靠不住了。此时别无选择，只有主动站出来与本地出租车司机协商解决问题，疏通听取民意的正常通道，越主动越好，越早解决越好。与其被停运逼着解决问题，不如主动去解决问题；与其被动等着矛盾激化，不如主动去化解冲突；与其各地一个一个地平息矛盾，不如各地政府协商出台一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恶劣的暗示虽然在迅速传染，但现在还不是最坏的时候，亡羊补牢还算未晚。司机们仅仅是在观望，等着本地政府倾听自己的声音。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选择停运这种实际上不被政府认可、代价风险极大、影响公共生活、毫无回旋余地的维权方式。因为，谁也不想把自己推到政府和法律的对立面。